而观察2008年之前CPI和PPI的走势，一个基本的经验规律就是CPI的率先回升会带动PPI上涨，该规律可以解释为总需求的扩张，会带动生产层面供给的增加，而其中货币这一调控总需求的闸阀也是重要的原因，危机前货币供给增速大致领先CPI同比增速 6至8个月左右。

外贸的增长，正面的效应是拉动了经济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依托于低人工成本的外贸顺差，会导致中国大量工人收入水平提升乏力，进一步加速国内需求的不足，从而进一步加大外贸依存度。由于第一、第二产业的效率低下，必然要雇佣大量的低薪资人员来进行生产

同时，财政支出刚性增加，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坚持不懈、不打折扣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尽可能缩减三公经费等支出，同时保证加大对三农和以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财政投入。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支出绩效。特别是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进行的不规范举债行为，使财政风险日趋加剧。一方面要将过紧日子理念作为长期战略融入财政运行。

另一方面要通过一系列实质性配套改革，防控化解财政运行中的矛盾风险。各级政府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该政府承担的责任财政不能回避，该市场和社会承担的则由市场和社会负责。以日本为例，日本是在1970年，其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趋势性下降，而恰巧也正是从1970年开始，日本经济上升为全球第二，之后其经济增速则由此前的连年超过两位数的增长，进入到阶段性降速时期，随后日本的经济结构进入快速调整的10年，日本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70年的51%，升至1980年的58%，人均GDP由2000美元升至10000美元，成功的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在危机爆发初期，即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期间，中国经济确实曾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表示：受金融危机影响，全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然而危机后，虽然此前存在的货币供给增速和CPI之间的相关性趋弱，但货币供给对于通胀的压力还依然始终存在，例如2010年至今的29个月间，中国广义货币供给（M2）余额增加了43万亿，占M2余额的41%，即目前104万亿的M2中，有41%是在近两年半时间内增加的，但期间CPI的平均增速为3.6%。正是由于政策面时处进退两难的境地，对于金融游戏的参与者而言，就很容易在监管机构投鼠忌器的判断之下继续加大游戏的筹码。按照蔡昉等人的测算：1978—1994年期间，中国潜在增长率为10.4%。

上述局面的出现，对于宏观调控者而言，如果一味地任由金融游戏的扩大，那么中国经济整体的杠杆率必然还将快速上升，所以无论是高层，还是监管部门已经多次强调加强对金融创新和业务发展中潜在风险的监测，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先是经历了6年的全球化下的高速增长，随后是承受着延续至今的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运行机理，不仅是对于国内投资者，还包括海外投资者，都是其在资产配置和策略调整是重点考量的因素。

因此，笔者的观点，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通胀压力依然不小，尤其是今年4季度至明年上半年期间，中国CPI涨幅可能再次升至并稳定在3.5%水平的附近。因此，仅从劳动力的变化来看，当前经济增速回落的原因有来自要素投入增速下降的因素，而非单纯的实体经济库存调整所至。按照联合国的测算，自2010年开始，中国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经开始呈现趋势性的下降。今年以来有关金融数据和实体经济数据的背离，已经成为各家机构用来解释经济弱复苏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经济前景、投资回报率等预期不确定的环境下，包括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在内的众多实体经济纷纷加入到金融游戏当中。此前笔者曾撰文对于中国非金融部门的融资情况进行过测算：截止2012年底，中国非金融部类的总债务规模约111万亿，其中政府债务规模为22万亿。在中国经济实际运行中，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存在快速推进的要求，不自觉地就逐渐形成了经济增速一般不能低于8%的经验规律，因为通常意义上的劳动力红利在另一个方面其实也是就业压力。而观察2008年之前CPI和PPI的走势，一个基本的经验规律就是CPI的率先回升会带动PPI上涨，该规律可以解释为总需求的扩张，会带动生产层面供给的增加，而其中货币这一调控总需求的闸阀也是重要的原因，危机前货币供给增速大致领先CPI同比增速 6至8个月左右。

截至2013年5月，中国CPI、PPI的同比增速分别连续11个月回升和连续15个月负增长，CPI和PPI如此长时间的背离，在中国尚属首次。加减杠杆之辨由上面通胀通缩之辨，还引出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杠杆率的问题。

由此，无论是日本经济的先验事例，还是中国内部的要素构成变化，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五年，在经过反危机的特殊经济托底之后，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已经不再单纯是主观上要求发展的一厢情愿阶段，而是实际运行也到了该调整的时候，本世纪初提出的战略机遇期已经到了收官阶段，所以新一届政府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诉求再自然不过，而增长让位于发展也就再正常不过了是劳动者不断发展生产的必然结果。

全民富有，国家才会真正富强。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过稳定舒适的生活，这是动物的本能，何况人还是高等级动物呢？劳动者从奴隶社会的全部一无所有，逐步发展为极少数人有一点点，再发展为一部分人占有社会资源的资本家时期，最终发展为全部劳动者人人均能占有社会资源一份额的全民资本家时期，即全民所有制。部分劳动者所有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形式的顶级发展方向是全部劳动者所有制形式，它不可能再回到极少数人或个别团体组织的垄断占有。社会不断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一直让极少数人群占有享受社会收益，而是为了让越来越多的人占有社会资源，进而才可以享受主人的收益。劳动者所有制形式的社会有三个，即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其中资本主义社会是部分劳动者占有社会资源，并依此剥削另一部分劳动者，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是劳动者自己为自己创造财富收益。劳动者不断发展生产，辛苦劳动，提高生产力，其目的不是为了让别人享受劳动果实，让别人占有财产，这不符合动物本能，财产私有贯穿于所有的社会制度。

非劳动者所有制形式的社会有两个，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他们靠垄断占有去剥削劳动者，政挡所有制类同于皇权地主所有制。公有财产因成员的不同，其性质也不同，比如某财产属于某领域成员公有，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它又是私有财产。

如果我们始终避开所有制形式不谈，而去谈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将会永远找不到正确的改革方向。垄断占有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受欢迎的，而要打破垄断占有的唯一方法是提高生产力，创造丰富的社会财富，才能让多数人占有社会资源成为可能。

公有制，就是对整个社会而言（不是对个体而言），全部成员、所有劳动者均占有社会资源一份额，其代表社会有：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全面提升全部社会成员，拥有、增加私有财产能力的社会，这三种社会只能是民主制宪政模式。

所以，不能说搞私有制，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制、财产私有社会就能进步，这是不对的。私有制是一个社会群体剥削另一个社会群体的社会制度。公有财产的形成和不断发展，为公有制社会的到来打下基础。而当社会生产力已经提高，社会财富已经丰富时，还要垄断占有，则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运动就会相继爆发，社会就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人类共享社会资源收益的保障。

不能盲目拿私有财产、私有制、公有财产、公有制等形式，来讨论改革的内容、政权的运作形式。离开所有权、所有者身份，你就失去了管控权、收益权，你就失去了民主和宪政的权力。

他们只能采用专制专政模式。他们都是私有制社会，为什么发展的状况很不一样呢？关键问题是奴隶、封建社会是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官员所有制社会，靠占有去剥削他人。

而资本主义是直接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劳动者所有制，即资产阶级所有制，靠劳动、技术、竞争能力去挣占社会资源份额。由以上不难看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是不能回避问题，这也回避，那也回避，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只有真正实施全民所有制，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走向美好未来的唯一选择。进入专题： 私有财产 私有制 公有财产 公有制 。公有制是为了让所有劳动者即所有者获取更多、更大的私有财产的社会制度。

其代表社会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私有制的概念是：凡是整个社会当中，一部分群体占有社会资源，另一部分群体不占有社会资源，不论名称多么华丽、多么地养眼养耳，这个社会就是私有制社会。

一个政权的运作形式是由所有制形式决定的，不是由私有财产、私有制、公有制决定的，不是想专政就专政，想宪政就宪政的。公有制社会在保障全部社会成员每人均占有公有资源的同时，还拥有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

公有财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下的产物，这是因为仅凭个人的一点私有财产，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需要有多个私有财产按不同比例或相同比例共同参与生产项目，这个项目，就是参与人的公有财产。公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生产的客观需要，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

(责任编辑：黄大仙区)